“周大胆”把傻子瓜子捅到中央
说到邓小平有关“傻子瓜子”问题的讲话，许多人会问，邓小平怎么知道“安徽有个傻子瓜子”的?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，此人就是原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，人称“周大胆”，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秘书，历史上曾希圣搞的“责任田”，后来万里搞的“大包干”，他都参与了策划。周曰礼在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，对城市的个体经济也进行了探索。当时，芜湖市正在为一个炒瓜子的争论不休，此人就是年广九，安徽怀远人，解放前要饭要到了芜湖市，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，卖过水果，贩过板栗，国家每次“运动”，他都首当其冲，曾因投机倒把、倒买倒卖等被关过，后来改炒瓜子。因怀远对芜湖来说属北方，当地人称北方人为“侉子”，加上他卖的瓜子便宜又味道好，有时买一送一，人曰其傻，加上侉与傻谐音，当地人背后称其为“傻子瓜子”。一有名气生意也就好了，年广九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就雇了几个人，这雇工是否属剥削的问题也就出来了。社会主义还能不能搞雇工?当时大家都拿不准。在此关键时刻，周曰礼派省委农工部干部杨绩龄悄悄去了芜湖调查。不久，杨绩龄从改革发展的高度，写了一份符合实际的调查报告，报告基本肯定了雇工的做法，提出应该允许他们存在发展。周曰礼把这份报告印了200份，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散发。据当时在省农委工作的江鲲池同志介绍，此材料被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看到后，认为很好，很有典型意义，特地把材料送给邓小平同志阅处，使邓小平早在农村改革初期，就知道了安徽有个“傻子瓜子”问题。
邓小平三谈“傻子瓜子”
当时的农村改革，特别是安徽的农村改革，在全国引起普遍的关注，也引起了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的关注。1980年，邓小平热情地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与大包干，他说，“农村的政策放宽以后，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，效果很好，变化很大，‘凤阳花鼓’中唱的那个凤阳县，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，也是一年翻身，改变面貌，有的同志担心，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，我看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。总的来说，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。”在这种农村改革的新形式下，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送来的“傻子瓜子”问题的调查报告后，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，并对一些人对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争论，表示要“放一放”和“看一看”。据江鲲池介绍，这是邓小平在看到安徽送来的报告后，最早谈到的“傻子瓜子问题”。
1984年10月22日，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，明确提出了对“傻子瓜子”问题的处理方针，把“傻子瓜子”上升到整个发展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，他说：“还有些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，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，大家担心得不得了。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。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?如果你一动，群众就说政策变了，人心就不安了。你解决一个‘傻子瓜子’，就会变动人心，没有益处。让‘傻子瓜子’经营一段，怕什么?伤害了社会主义吗?”
1992年初，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，又把傻子瓜子提高到事关改革全局的高度，再次论述了傻子瓜子问题：“农村改革初期，安徽出了个‘傻子瓜子’问题。当时许多人不舒服，说他赚了100万，主张动他。我说不能动，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，得不偿失。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，影响改革的全局。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，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。”东方风来满眼春，邓小平有关“傻子瓜子”的讲话，不仅给“傻子瓜子”创始人年广九巨大的鼓舞，也给广大个私经济户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傻子两次致信邓小平
邓小平关于“傻子瓜子”的前两次讲话，对当事人年广九来说，当时还一直蒙在鼓里。而中央高层有关发展私企的激烈争论，他更感觉不到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他只知道生意好做了，没人找他的碴，也没人找他的麻烦了，最多时雇工达40多人，生意越做越大。生产规模大了，为了促进销售，1987年春节前，傻子瓜子在全国率先搞起“有奖销售”，一等奖是一辆上海牌小轿车。那时一个万元户，许多人都可望不可及，何况十几万元的小轿车，一时销售额猛增。但有奖销售只搞了20多天，中纪委一纸文件，不准搞有奖销售，一下打乱了年广九的计划，产品销不掉，调来的原料堆在家里，银行的贷款债台高筑。年广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1987年11月，带着他的秘书彭晓红来到北京，想写一封信，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好政策。这封信写好后，年广九叫彭晓红念给他听，听过后，又叫彭晓红抄了8份，发了8个地方，如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、全国人大、全国妇联、中央组织部、中央宣传部等。后来，年广九说：“我估计邓小平是会看到我这封信的，不然他在南巡讲话中为什么提到我呢?”
1992年，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，因讲话中公开提到傻子瓜子，使年广九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“名人”。年广九想到要感谢大恩人邓小平，于是再次致信邓小平，年广九在信中激动地说：
“敬爱的小平同志：
您好!
我们是安徽芜湖“傻子瓜子”的经营者，今年年初，您在南巡中讲到了我们“傻子瓜子”，我们感到好温暖、好激动。您是对全国人民讲的，但对我们更是极大鼓舞。光是今年下半年，我们“傻子瓜子”就新建了13家分厂，生产了700多万公斤瓜子。这都是由于您的支持和您的政策好!从经营“傻子瓜子”以来，我们已向国家交纳了200多万元的税，向社会提供了40多万元的捐赠。但我们还要兢兢业业地继续做“傻子”，为顾客提供更多味美可口、价钱公道的瓜子;我们还计划更大的扩大经营规模，把“傻子瓜子”打到国际市场上去，为国家多作贡献。
敬爱的小平同志，我们时时铭记着您的恩情，在这新春佳节快要到来的时候，特地寄上几斤瓜子给您尝尝。这是非常微薄的礼物，却代表了我们对您的深深的敬意，希望您能喜欢。
衷心祝愿您新春快乐!健康长寿!
傻子：年广九
小傻子：年金宝、年强
1992年12月30日
年广九是文盲，只会写“同乙(意)年广九”5个字，怎么会写信?年广九说，此信的策划执笔者是原安师大新闻系教授舒咏平。现此人已调往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，舒咏平谈了执笔此信的内幕。
1992年3月，年广九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，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。这则新闻由《安徽工人报》首次发表后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，年广九一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新闻人物，许多记者赶到芜湖，进行采访。但这时，社会上对他的负面传说也很多，如有些人津津乐道他的私生活如何如何，有些人说他偷了多少多少税;有的还说，年广九虽然经济罪不成立，但流氓罪还是存在的，他还是个“罪犯”...... ，这些传说，都未能领会邓小平讲话的精神，邓小平谈“傻子瓜子”不能动，一动，人们就会以为我们的政策变了......，而这些负面的传说，显然对“傻子瓜子”也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舒咏平想到了如何策划，搞一个“傻子瓜子”的正面报道，主要是想通过傻子瓜子的发展，反映出我国发展私企政策的正确性，为私企发展创造出一个宽松的环境。当时舒咏平就萌发了策划一封信的念头，一方面对邓小平的关心表示感谢;一方面通过傻子瓜子的发展，证明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。信中主要突出两点：一是交了多少税，二是解决了多少人的再就业，证明傻子瓜子对社会是有贡献的。年初小平同志谈到了“傻子瓜子”，伟人也有常人之情，年底我们写了封信感谢他，并寄上一点瓜子表表心意。瓜子都是由年广九亲自炒、亲自拣、亲自包装的。信是由我执笔的，写好后，年强也认为很好，但他怕新闻媒体炒不起来，我说，只要有新闻价值，肯定会炒起来，早一天晚一天都没关系。
信发出不久，“傻子瓜子”就收到了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打来的电话，说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和寄来的瓜子都收到了，他们将转交小平同志。笔者当时电话采访了年广九，写出《傻子致信邓小平》一文，引起强烈反响。据舒咏平统计，《傻子致信邓小平》一文，仅他看到的国内就有200多家媒体转载。此文起到了正面宣传“傻子瓜子”应有的作用。十年后的今天，《傻子致信邓小平》一文已是家喻户晓，成为领袖与老百姓之间的一段佳话。
“傻子”家中设灵堂
1997年2月19日，一代伟人邓小平不幸逝世，举国悲痛，年广九更是悲痛欲绝。2月20日，他在家中设起了悼念邓小平的灵堂，全家人都为邓小平戴孝，向邓小平遗像鞠躬。当天又向北京中共中央发电报，深切悼念邓小平。年广九常说，邓小平是我心中的太阳，是我最亲的亲人，没有邓小平就没有“傻子瓜子”的今天，每当听到邓小平的讲话，就感到好亲切、好温暖。由于思念邓小平心切，他常常在梦中梦见邓小平，和他握手还和他亲切谈话。觉得邓小平身体很好，活到100多岁都没有问题，想不到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去世。
今天，香港、澳门早已回归祖国，民营经济也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已写进了国家宪法。年广九说，现在是发展民营经济的最好时期，也是我们“傻子瓜子”发展的最快时期，这些都应该感谢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，我们决心把“傻子瓜子”发展得更快更好，以实际行动来感谢邓小平的恩情。
